垃圾分类由鼓励变为强制分类

北京市近日举行“十三五”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解读发布会，根据发展规划，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北京市将以“资源回收，干湿分开”为主要抓手，研究适时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。对此，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废处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以前垃圾分类主要以鼓励为主，这是首次将垃圾强制分类概念纳入规划。

由“鼓励”转为“强制”，一方面显示了政府对于垃圾分类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决心;另一方面，也反映出垃圾处理问题的严峻性和亟待治理的紧迫性。

北京如此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情况更为紧迫。
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5年发布的《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》报告显示，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大且增长快速，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长至2012年的17081万吨，30年间增加近6倍，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。

垃圾围城，障碍重重，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，做好垃圾分类势在必行。

■ 垃圾分类多以倡导为主，但收效甚微

垃圾分类，已经倡导多年，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。

早在2000年6月，包括北京在内，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桂林、广州、深圳、厦门等8个城市，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。

然而时至今日，以全国多地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垃圾类别来看，虽然名义上有3类：厨余垃圾、可回收物、其他垃圾，但实际上，市政环卫部门负责分类收运的只有两类：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，即“干湿分类”。也就是说，目前只是虚设可回收物的分类桶，并无专人负责清运，基本上靠保洁人员、拾荒者捡拾后卖废品来实现垃圾分类。这使得经济价值低的物资回收利用率低，资源回收不彻底。

北京市自2010年开始新一轮的垃圾分类推广后，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：由第一年的600个发展到现在已经超过3000个，占全市居住小区的半数以上。然而，问题依然存在：试点小区数量虽然大幅度增加，但垃圾分类的执行情况却不如预期，主动分类者非常少。

在北京出现的这种情况，全国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存在。

■ 垃圾分类可显著降低垃圾管理社会成本

2015年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曾对北京、天津、沈阳等12个城市的生活垃圾成分分析发现，近年来，这些城市的厨余垃圾所占比重在36%~73.7%，纸类垃圾占4.46%~17.6%，塑料垃圾占1.5%~20%。不同城市生活垃圾成分差异较大，但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的物质占绝大多数。2013年，12个城市的废纸综合利用率约为44.7%，废塑料回收率也只有23.2%。从这些数据来看，垃圾分类潜力巨大。

潜力即资本，不善加利用就是一种浪费。

■ 强制分类带来改变契机，制度、措施需同步推进

既然垃圾分类可以带来诸多有益之处，倡导或鼓励垃圾分类收效甚微，北京市提出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或许正是一个契机，能够让更多公众关注垃圾管理问题，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。

与此同时，配套的法律法规、制度、举措也需同步推进。

法律法规首当其冲。目前，我国生活垃圾管理法律法规包括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循环经济法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等，虽然已初成体系但一般性表述多而可操作性不强，已经跟不上垃圾管理的步伐。

对此，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：在法规上明确产品生产商的减量责任及消费者的分类责任，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、强制源头分类政策，促进垃圾减量;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让服务企业承担回收处理工作，实现产业链规模效益;对垃圾填埋场、焚烧厂实施严格的排污许可证制度;建立资源回收资金，以资金的收益与支出来运转、调控整个系统;在管理各环节做到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。

可以看到，“强制”生活垃圾分类是应对当前垃圾处理的一项必要措施。以“强制”为契机，相关各环节可以借此加以提升、改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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